“绿”和“富”如何双赢——探访锡林郭勒草原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看上去生命力顽强的草原，在面对气候变化时其实也有脆弱的一面。

　　全球变暖给草原带来了哪些影响?草原又该如何面对?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最近作为中国气象局“应对气候变化中国行”考察团成员，来到我国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温带草原——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实地探访。

　　50年来草原变得越来越温暖、干燥，牧民生计受影响

　　考察团一行来到锡林郭勒正蓝旗那日图苏木(乡)牧民哈斯巴特尔家时，这位蒙古族老人正忙着打草。当聊到草原气候变化的话题时，他显然并不了解全球气候变暖与锡林郭勒草原气温和降雨量之间的确切联系，但他清楚自己生活60余年的这片草原正在变得越来越温暖、干燥。

　　“冬天变得暖和一点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但它伴随的是干旱少雨，这对于牧民的生活来说是致命的。”哈斯巴特尔说。

　　今年62岁的哈斯巴特尔生活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在他小的时候，浑善达克沙地还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事实上，这里虽然属于沙地生态系统，但植被种类十分丰富，沙地中分布着众多的小湖、水泡子和沙泉，被人们誉为“塞外江南”、“花园沙漠”，远非人们印象中的寸草不生的大沙漠。

　　“沙地和沙漠是两个概念。”锡林郭勒盟气象局副局长姜凤通解释，“浑善达克沙地的地下水资源比较丰富，部分地区可以支撑灌木甚至树木的生长。”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浑善达克沙地的生态不断恶化，沙地沙化加剧，流动沙丘由上世纪60年代的172平方公里扩展到90年代末的2970平方公里，平均每年扩展70平方公里。

　　“因为连年干旱，草原上的草越来越少、越来越短，不能养活太多的牛羊，我们的收入受到影响。”哈斯巴特尔说，遇到旱年草原不长草，牛羊在草场上吃不饱，需要买草买料饲养，养殖成本就会随之提高，同样影响收入。

　　姜凤通提供的数据印证了哈斯巴特尔的感受：过去的50年里，锡林郭勒草原年平均气温每10年上升0.44℃，年降水量则呈现平均每10年减少3.73毫米的趋势。地面蒸发量的增加与降水的减少，导致沙地含水量下降，沙化程度严重恶化。

　　而与天灾共同作用的人类活动，对生态的破坏更为严重。锡林郭勒盟委农工部部长刘建军介绍，上世纪80年代，锡林郭勒盟率先实施“草畜双承包”，牧区生产力空前释放，牲畜数量翻倍增长，牧民收入领跑全国。当人们还沉醉在率先达小康的美好憧憬中，旱灾、风灾、雪灾、虫灾接踵而至，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集中爆发：草原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传统畜牧业徘徊不前，牧民收入持续走低。

　　增绿、减畜，草原平均植被盖度由23.1%增加到49.2%

　　从8月26日至30日，考察团一行在浑善达克沙地由北向南穿行，所到之处让人眼前一亮，沙柳、山杏、柠条覆盖整个沙地，密密丛丛，公路两旁排列整齐的红柳、杨、榆、樟子松形成林带，围起的绵延数百公里的项目区里荡漾着草浪。浑善达克绿起来了!

　　浑善达克沙地最南端距首都北京直线距离仅180公里，一度成为离京津最近的沙尘之源，对北京和华北地区生态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2000年，国家启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将锡林郭勒盟12个旗县市全部纳入项目区。依托这一工程，锡林郭勒盟实施了以围封禁牧、收缩转移、集约经营为主要内容的“围封转移”战略，动员和组织全盟各族干部群众全面加强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总体思路和目标是“两转双赢”，即通过转变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和转移牧区人口，努力实现改善草原生态和增加牧民收入的双赢目标。

　　“在实践中既做好‘加法’，又做好‘减法’。”刘建军介绍，做好“加法”，就是通过工程措施建设草原生态，通过增强综合经济实力提高反哺能力，做到增绿、增收;做好“减法”，就是转移牧区人口，减少草原天然放牧牲畜头数，靠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恢复草原生态。

　　一组数字见证了锡林郭勒盟为此付出的艰辛努力。2000年以来，全盟累计完成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投资60亿元，治理面积3200万亩。牧区常住人口由2003年的23.51万人，下降至2012年的20.89万人，按照锡盟牧业人口人均大约0.9平方公里的占有面积计算，相当于2万多平方公里的草原得以休养生息。全盟6000万亩草场实现全年禁牧，两亿多亩草场实现草畜平衡，牲畜饲养规模从1998年的1820万头(只)压减到2012年1174万头(只)。

　　生态随之得到明显改善。从2000年至2012年，锡林郭勒草原平均植被盖度由23.1%增加到49.2%，平均植被高度由19厘米增加到41.2厘米，平均产草量由每亩21公斤增加到101公斤。扬尘、沙尘暴天气大幅下降。浑善达克沙地流动半流动沙丘明显减少，南缘长420公里、宽2至10公里的防护带基本形成，有效地控制了沙地向东南扩展。